至此，银行数据治理被赋予了更高的历史使命，是银行数字化转型、银行服务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推动银行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主要抓手，能真正促使银行拓展新业务，挖掘新动能，提升服务能力，提高经营管理质效。

避险货币的基本面特征主要包括在四个方面：第一个特征是低风险，体现为发行国的信用风险低、法律风险低、通胀风险低、汇率风险低。当贝塔值为负时，意味着该货币在风险时期的表现会更好，其汇率不贬反升。

三、避险货币的核心特征 区别于风险货币，避险货币的概念和内涵使之具有鲜明的特色，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结为基本面特征、市场特征和制度特征三个维度。生产率高、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大、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重要性高则是避险货币发行国经济基本面稳健的核心元素。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新冠疫情反复等不利冲击抬升了市场的避险情绪，催动全球资金寻找安全的避风港，投资者增持避险货币将会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成熟的金融市场是避险货币持有及使用需求的主要来源。例如，瑞士法郎的避险货币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瑞士在制度体系上确立了永久的中立国地位和严格的银行保密承诺，这使得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地缘政治冲突发生时，瑞士的金融体系依然能够保障存放于本国的境外资产。

成本驱动型的避险货币地位来源于发行国的长期低利率环境。制度驱动型的避险货币地位来源于发行国在法律、金融等制度领域的优势地位。美国国债是公认的无风险资产，但是美国没收属于阿富汗前政府的70亿美元资金，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对于美元资产信用产生深刻影响。

土耳其央行去年曾经加息，在未取得政策效果后，今年选择降息，里拉年内下跌20%。美国实际并不受三元悖论的限制。广场协议后，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确实是在三元悖论框架下的决策过程，日元汇率不能使得美国认为是在进行货币战，从而提前走向了反向货币战。人民币汇率政策应关注以下三点。

否则，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早已经崩溃了。1.人无贬基 主动打消升值恐惧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萨皮尔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俄罗斯、德国、欧盟、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分别为4.4、4.6、20.5、23和27.21万亿美元。

土耳其央行向本地信贷机构发出口头通告，要求其不向客户推销国际金融公司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发行的里拉债券，希望通过限制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供应来遏制当地货币卖空。两国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各有不同的现实问题，由此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也承担各自决策选择的利弊。理论上，非核心国家不可能做到。我们长期关注GDP增长，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长期快速增长下的累积存量。

欧元年内贬值5.6%，欧洲央行没有选择加息。主动权不同，三元悖论下的决策机制和决策效果会不同。2022年以来美元加息缩表，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不少国家货币暴跌。5月30日德国《经济周刊》网站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的文章称：由于全球高通胀可能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发生反向货币战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和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其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本国自身情况，美国优先的本质是美国利用国际体系制定本国政策的优先主导权。——引自[日]白川方明：《动荡时代——白川方明亲历日本经济繁荣与衰退的39年》，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0月，第560页。

麦金农将日元升值后的现象称为升值综合征。日元是贬值幅度最大的货币，年内贬值13%，但日本央行并没有选择加息。

日本的教训广为熟知，尽管如此，欧美诸国的经历却与日本几乎完全相同。8·11汇改之后，我国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自主权有所提升，这更需要尽快探讨人民币之锚的问题。但是通胀不是决定各国加息的单一变量，各国息差、货币政策主动性以及不同预期都被综合考虑，由此不同国家呈现了不同应对方式，而不是全部裹挟进入反向货币战。2020年1—4月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时日元升值不到1％，避险属性明显减弱。一些经济较弱的国家资本外逃、汇率贬值，只能选择加息。这些商业贷款往往配合政府发展援助贷款等流入海外。

为此，我们要注重用丰富多彩的实践检验理论，理解政策选择下静态理论框架的局限性。[2] 1.美日政策主动权不对等 美国在政策决定中拥有绝对主动权，不论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为了实现日元升值的汇率目标，日本央行在市场上抛出美元，买入日元。俄罗斯央行将卢布基准利率从9.5%大幅上调至20%，以应对美国金融制裁下卢布贬值和通胀风险。

最初，美国希望保持美元强势政策，1981—1984年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内执行的是强势美元政策。作为贸易赤字国家，美国经常指责贸易伙伴国低估货币扩大贸易盈余。

二、日本的教训再思考 关于日本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争论不休。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救助资金购买的也是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现在美元升值综合征在全球上演。亚洲开发银行历任行长均为日本人。

[2]学术界或政策决策者在讨论中经常提到日本经验。日本失业率从2012年4%下降到2020年2.7%左右。

1980年代的日本被要求调整产业政策、调整汇率政策。曼特加发言如下：我们正处在追求货币贬值的国际性货币战争当中。

第二，完善制度建设，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夯实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促进中国成为全球的资金吞吐中心。

市场化代表的就是货币化，货币化下流动性管理是一个重要方面。俄罗斯卢布在美国金融制裁下逆势而上，说明分享汇率定价权在汇率定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 当下围绕汇率之争无疑是各国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一种表现。为了缓解日元升值压力，国内银行降低贷款利率。

但是短期人民币仍有大幅震荡的风险，尤其是本次美元加息缩表的冲击力度更大、节奏更快。但并非所有国家都以反向货币战应对美元指数上涨，各国政策出现分化。

日本财务省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持有的海外资产净值增加了56亿日元。今年以来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胀短期难以消除。

即使面临东日本大地震的巨大破坏，日元不仅没有暴跌，反而还出现短期升值。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快速升值，造成了股市、房地产资产泡沫。